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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敬前行的力量

40年,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今,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过去,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——致敬前行的力量暨“看见”系列人物专访,寻找每一寸肌肤里都镌刻着新中国成长与探索印记的他们,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他们,期待用他们的眼睛,讲述过去的历史,照亮前行的路。

嘉宾
曹远征

曹远征,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

【核心观点】

1、WTO让中国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,按照国际规则来办事。与此同时,这种接轨又推动了国内的改革进程,众多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事项被逐一改革取缔了,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增添了强大动能。

2、国有银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有限责任,政府的注资成了“最后的晚餐”,商业银行“吃完”后仍活不下去就会破产倒闭,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状态,断绝了“父子关系”,这也是公司制的核心。

3、当前,我国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、信贷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,而过去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容易被“钻空子”。正如影子银行,其本质是理财业务,但它是从信贷市场穿透到资本市场的资金,因此需要综合监管,这也解释了银监会与保监会为什么会合并。

4、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,大概也是美国人感到害怕的原因。所以,不断开放,内需不断扩大,是应对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方法。

5、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给老百姓带来福利,宏观调控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充分就业。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必要越高越好。随着经济发展、金融转型,服务业需要更多劳动者,过去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只能带来100万的就业机会,现在则是200万,也就是GDP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。

6、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,它应该符合市场发展需求,缓步渐行,而不是去人为推动。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央行对全球负责:宏观经济政策、货币政策,不仅要考虑中国问题,还要考虑世界问题,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角度考虑问题。

【谈历史】

WTO让中国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,按照国际规则来办事。与此同时,这种接轨又推动了国内的改革进程,众多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事项被逐一改革取缔了,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增添了强大动能。

金融界:作为国内知名经济学家,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过14年,请问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,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?哪些方面最让您满意?以及哪些方面最值得您期待?

曹远征:在国家经济体改委工作多年,让我见证了众多的改革历史瞬间,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4年1月1日的五项制度改革和成功加入WTO。五项制度改革包括财政、税收、金融、汇率和国有企业,这些改革方案的提出与实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,中国历经17年谈判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,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最大飞跃,使得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并迅速超过了其他七大经济体,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WTO功不可没。究其根源,WTO让中国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,按照国际规则来办事。与此同时,这种接轨又推动了国内的改革进程,众多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事项被逐一改革取缔了,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增添了强大动能。

【谈国有银行改革】

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有限责任,政府的注资成了“最后的晚餐”,商业银行“吃完”后仍活不下去就会破产倒闭,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状态,断绝了“父子关系”,这也是公司制的核心。

金融界:您参与起草了1993年的国务院《金融体制改革决定》,推动并亲身参与了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,您认为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有哪些关键事件? 

曹远征:1978年之前中国基本上是没有金融的,只有一家隶属财政部的中国人民银行,是核算机构。在1984年,以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划分出来为标志,逐步建立成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,但那时的专业银行只是行政化机构,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物,并不是真正的银行。1993年国务院起草并发布《金融体制改革决定》,奠定了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,提出将中央银行办成商业银行的目标。

由于过去政府对金融财政的大肆干预,产生很多坏账,而正是源于剥离坏账的需要,1998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。但随着坏账的不断增多,光靠剥离已经难以应对,银行的经营体制必须发生转变,真正实现商业化。加入WTO之后,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更加敞开,改造中国银行业任务的急迫性更凸显。

随后,2004年1月1日银行业改革正式展开,这不仅是对银行坏账的剥离,更是实现体制机制上的改革,具备三大历史意义。

第一,建立完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。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了“有限责任”,政府的注资成了“最后的晚餐”,商业银行“吃完”后仍活不下去就会破产倒闭,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状态,断绝了“父子关系”,这也是公司制的核心。

第二,打造符合现代经营治理原则的治理结构。银行在有限责任制下的存活,必须靠现代化的管理支撑。银行要按照商业轨道运行,建立董事会并经营管理层,让股东会、董事会能发挥作用;由上市带来市场纪律约束,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不是很强,那我们就去国际市场纪律约束。

第三,促成银监会的成立。金融作为特殊行业必须接受监管,随着过去依靠行政权力的监督难以为继,商业银行需要引入第三方监管,银监会应运而生,包括资本充足率、资产负债率等的监管。

改革非常成功,它顶住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考验,这是历史性的标志事件。在2004年以前,这些银行都是资不抵债的,从技术上来看是处于破产的状态,难以承受任何风吹草动。然而,遭遇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后,中国的银行业依然稳定经营,这有力证明了改革的成功,否则中国早已陷入金融危机中。

【谈金融监管】

过去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容易被“钻空子”。影子银行本质是理财业务,但它是从信贷市场穿透到资本市场的资金,因此需要综合监管,所以,银监会与保监会需要合并。不排除将来所有的监管都会在一块,最重要的原因是要实现功能性监管,即监管产品。

金融界:您曾表示市场取向性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初心,当前中国金融的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亟需改革,您认为中国金融监管需要做出哪些改变?

曹远征:第一,金融监管不仅要立足微观,更需要凸显宏观金融监管,其核心在于监管宏观杠杆率。当前,对宏观形势的监管引发了监管新潮流,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也正朝这个方向改革。所以,中国人民银行也因此起到“双支柱”作用,一是执行货币政策,二是监管宏观经济。

第二,统一宏微观金融监管,实现对各大金融市场监督无缝衔接。当前,我国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、信贷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,而过去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容易被“钻空子”。正如影子银行,其本质是理财业务,但它是从信贷市场穿透到资本市场的资金,因此需要综合监管。所以,银监会与保监会需要合并。此外,不排除将来所有的监管都会在一块,最重要的原因是要实现功能性监管,即监管产品,特别是穿透三大金融市场的产品。

第三,金融“去杠杆”很大程度上与监管体制调整相一致。“去杠杆”并不是片面的,而是宏观全面而立体的,这与监管内容的变化直接相关。与此同时,在此基础上还存在行为监管,其核心含义是合规。

【谈财政社保】

必须解决事权问题:第一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;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。把国有资产变现来解决社保问题,同时又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,使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发生变化,股东不再仅仅是国家,会变成全民。应该在2020年左右,工业企业上市国企30%的股权转入社保,能填补这个缺口。

金融界:近年,国家税收体系发生了营改增、增值税减税、提高个税起征点等多项大改革,在您看来,国家财税体制还存在哪些问题,需要深入改革?

曹远征:这要回溯到1994年,我们现在的税制和财政体制制度是1994年奠定的基础。1994年采取这个制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,即“两个提高”。第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;第二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,因为当时中央财政非常弱。

尽管从历史上说这“两个提高”是当务之急,但却又是有限目标。这是因为当时的改革没有涉及到事权问题,财政问题的原则是财权和事权相一致,由于没有涉及事权问题,只是解决财力集中、财力增加的问题,所以它是有限的。

因此,接下来必须解决事权问题,事权问题包括两个内容:第一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;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。只有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,才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财政体制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发展目标重新强调了财税改革,而且提高到国家支柱的高度。从那以后财政体制改革也在开始加速,而财政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三个问题,分别是收入、预算和支出。

而在预算制度中,最重要的是《预算法》的通过,《预算法》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把过去分离的四个预算变成一个统一的预算,这四个分类预算分别是:第一是政府的一般性预算,也就是税收支持预算;第二是政治基金预算,包括卖地收入在内的非税收收入;第三是国有资本预算,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资本的使用;第四是社保问题。这四个预算统计在一起,最合理的变化就是国有资本的预算向社保倾斜的这个财政问题。

其次,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制度责任需要重新划分,从某种意义上讲,地方债务问题不是金融问题,而是财政问题。究其根源在于,现在地方政府是建设型政府,但建设是需要资金的,没钱就需要借钱,借了钱还不起怎么办?只能靠卖地,就会变成土地财政,成为财政问题。因此,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需要重新界定制度责任,才能从基础上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制度责任的改革就是最重要的改革,它涉及政府的事权和财政的划分问题,而这个划分包含治理的基础,因此这是行政机制乃至政治机制改革的问题,实质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厘清各自的责任。

金融界:当前,很多民企呼喊社保费率太高,市场也引发了对严缴信号、企业补缴压力以及成本提升的担忧。也有观点表示要将国企利润以及股权划入社保从而降低民企压力,您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了支持,可以进一步阐述一下吗?

曹远征: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速,社保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,而将国有资产变现填充社保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是有效的办法。其实从2003年开始,我国就正式实行了将所有上市企业中的国有股份,按照市值的10%进行减持换回社保,但数量仍有限不足以覆盖社保的巨大缺口。

现在民营企业交社保费的逻辑是对的,但的确会给民企带来很大压力。因此,不妨把国有资产变现来解决这些问题,这样既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社保压力,同时又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,使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发生变化,股东不再仅仅是国家,会变成全民,变成社会基金。按照我们当时的统计,应该在2020年左右,工业企业上市国企30%的股权转入社保,能填补这个缺口。

【谈经济发展】

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,大概也是美国人感到害怕的原因。所以,我们需要不断开放,内需不断扩大。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给老百姓带来福利,宏观调控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充分就业。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必要越高越好。随着经济发展、金融转型,服务业需要更多劳动者,过去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只能带来100万的就业机会,现在则是200万,也就是GDP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。

金融界: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折时期,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也在不断转化,您认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特点和核心是什么?存在哪些较大的困难?

曹远征:十九大已经提出了目标,高质量发展就是效率变革、质量变革、动力变革,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。创新是第一位的,不仅仅是高新技术,最重要的是从粗制滥造变成品质制造。第二,现代经济体系需要科技引领的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、人力资源相协调。未来要想创新,一定是靠人力资本,教育是内生于增长的,在老龄化的背景下,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题中应有之义。第三,新经济体制需要市场经济有效、宏观调控有度,十九大也提出了。总之,新动能才能支撑高质量的发展,其中体制安排至关重要,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变的时期。

转变正在发生。40年前,中国居民几乎都在贫困线以下,有2.5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超过100元;现在,我国已有3亿人口属于中上收入阶层了;到2020年,将彻底告别贫困。收入增长将释放出更大的市场能量。今年起,中国的零售商品总额就会超过美国,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。与此同时,消费也是分层次的。中高收入阶层在海外进行高质量的消费。同时,中等收入及以下的人群,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,能支持传统产业再发展。要注意,中国最原始的产业产能不过剩。比如农民收入提高,家具和家装行业也在快速增长。

深化改革,收入持续增长,市场开放和世界分享,中国就在影响世界格局。并且现在城镇化率不到60%,一般发达国家都在75%以上,我们还有15%到20%的潜力。如何释放潜力,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。农民工尽管在城里打工,但不敢在城里花钱。如果他们把收入用在城市,需求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增长,支持产业更快发展。随着更多居民卷入这个过程,各产业可以分层次、集头并进地实现突破。联合国工业科目的五百多项,中国每项都有,是唯一的全产业链的国家。不同市场支持不同结构,有高大上的,有低廉的,也有最基本的,于是,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,大概也是美国人感到害怕的原因。所以,我们需要不断开放,内需不断扩大。

金融界:您刚才提到了农村消费提高、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消费品增加,对于前段时间“消费升级与降级”的争论,您对此有何看法? 

曹远征: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因为消费既有升级的也有降级的,但整体上是升级的。如今,电商普及到农村,农民消费逐步升级。

从表面上来看,拼多多的大力发展对城里的白领而言是消费降级,但它的市场更多的是在三四线乃至四五线的农村,农民买到了过去没有用过的、没有见过的商品,享受更多服务,这是升级。

从人的本性来看,谁不喜欢物美价廉的商品?降级也好,升级也好,我们看到的真命题是什么呢?是中国的零售商品总额在持续增长,已经成为世界第一。

金融界: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,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以原有模式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越来越难,您对经济增速有什么看法?您认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方向会有大的改变吗?

曹远征:从国际上看,中国发展的经验在于对外开放,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全球资本相结合,形成中国制造,中国也因此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。农民工的贡献是相当大的,一方面成就了中国的工业化,另一方面,他的收入持续提高,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,促进内需持续扩大。这个过程是亚洲的工业和城镇化的基本经验。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过程持续维持下去,不断地有更多的群体进入中等收入阶层,不断促进城镇化进程,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。

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给老百姓带来福利,宏观调控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充分就业。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必要越高越好。随着经济发展、金融转型,服务业需要更多劳动者,过去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只能带来100万的就业机会,现在则是200万,人口数据显示,中国未来每年竞争的就业机会大概是在1000万以上,也就是GDP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。从实际结构上看,高速增长不会是永远的,日韩的经济奇迹后一下从两位数增长跌到4%左右,我们还能保持在6%左右,不必太担心。

过去中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,随着经济收入提高,应该转为消费拉动型。我们的很多产业依然有相当好的增长前景。我们常说,钢铁产业产能过剩,但人均钢产量约为发达国家四分之一,要是达到它们的一半就可以维持现有产能三十年。扩大内需的核心在于增加收入,除了增加就业外,就是改善社保,除了国企填补之外,还应建立第三制度,比如保险,提供一些抵税的优惠政策,为险资入市提供便利等。

美国为什么是领导国家?第一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,包括美元,美国军队。第二个就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。未来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市场,收入持续增长,内需持续扩大,如果中国内需与全世界分享,那么中国也将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。

【谈人民币国际化】

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,它应该符合市场发展需求,缓步渐行,而不是去人为推动。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央行对全球负责:宏观经济政策、货币政策,不仅要考虑中国问题,还要考虑世界问题。

金融界:您曾参加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重要事件,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重要事件?

曹远征:我是人民币国际化始终的参与者,甚至是叫“始作俑者”。货币的国际化有三个先决条件,可兑换货币,对外逆差,发达金融市场。但中国都不符合,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走的是特殊路线:先贸易,后融资,后储备;先周边,后全球;先进口,后出口。

97年金融危机,香港受到严重打击。当时的政策安排是大陆居民可以到接受人民币的指定商户消费后,中国银行与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把人民币调回境内。这是最重要的起步,所以,人民币国际化带有境外使用的基因。2009年7月2日,政府批准跨境使用,即货物贸易的计价和结算。金融危机美元荒的情况下,作为补充美元的支付手段,人民币被动国际化。

这是两种模式同时推进:一是清算行加离岸市场,即港澳模式;一是上海的结算模式。因为,上海资本不开放,商人拿到人民币,除了马上从中国进口货物外没啥用处,而香港资本开放,有回流机制,可以先做个安排,至少能拿到利息,所以,离岸市场发展远超在岸。这时我们希望,上海自贸区能给离岸和在岸市场架桥,使在岸市场成为主导。现在进入第三阶段,多边化,这就有赖于上海国际金融的发展,有赖于资本开放、利率市场化、汇率自由化,有赖于金融产品增多、金融服务业开放。

金融界:我们从近年SWIFT的数据来看,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仍然停留在两年前的位置,没有太大的进展。您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?

曹远征:由于人民币的国际使用,人民币的利率就变得非常重要。我们控制人民币流出,将人民币留在香港,提高利率,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。这是宏观政策的安排,但也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,它应该符合市场发展需求,缓步渐行,而不是去人为推动。九十年代的日元国际化就是教训。

同时,若以美元为蓝本,会发现美联储首先对美国负责,而不是全球经济。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央行对全球负责:宏观经济政策、货币政策,不仅要考虑中国问题,还要考虑世界问题,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角度考虑问题。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实践中出现什么问题,就是什么问题。某种意义上说,不应该有什么最终的目标,所有目标都是在过程中间逐渐显现。我现在很少在考虑人民币国际化,其实就是这个原因。不能像当年鼓吹摇旗人民币国际化,现在更应该谨慎,权衡利弊,然后缓步前行,而不是说是大踏步地去推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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