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品人:巫云峰 监制:胡雯 主笔:张仙 编辑:鲍方 UI设计:宋鹏 前端开发:盛维玮

致敬前行的力量

40年,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今,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过去,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——致敬前行的力量暨“看见”系列人物专访,寻找每一寸肌肤里都镌刻着新中国成长与探索印记的他们,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他们,期待用他们的眼睛,讲述过去的历史,照亮前行的路。

嘉宾
张燕生

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长期研究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,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、国家计委重点课题、国家社会科学“七五”、“八五”、“十五”规划重点课题等。

【核心观点】

1、从一般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来看,民企占60%,国企占30%,外企占10%;但从金融机构的市场结构来看,国企占90.7%,民企占7.8%,外企占1.5%;这表明我国的市场结构不是充分竞争市场结构,因此金融始终难以摆脱脱虚向实的局面。

2、从本质上来看,结构转换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在高生产率部门,这个转换使经济效率产生明显提升,它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方面也会明显增强。

3、不单是GDP差距被广东拉大,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也被广东拉大,而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被拉大,这说明广东在实现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上已经走在前列,本质上是其调结构的速度更快。

4、根据中央的指导意见,海南要在2025年达到上海水平,2035年对标香港水平。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,是面向太平洋、印度洋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,要站在海南看南海,看东南亚,看太平洋、印度洋,它是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制高点。

5、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再平衡,当前全球产能过剩、全球流动性过剩、全球福利过剩,但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却面临短缺。因此,“一带一路”和国际产能合作,实际上是把全球过剩产能、流动性、经济福利通过合作的方式,带入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建设里去。

【谈发展成就与金融改革】

"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,期待下一个40年建成经济、政治、文化,包括文明程度的现代化。当前,我国金融市场仍是一个非充分竞争的市场化结构,国企占比超90%,金融改革需“引狼入室,与狼共舞”。"

金融界:作为国内知名专家,请问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,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?哪些方面最让您满意?以及哪些方面最值得您期待?

张燕生:改革开放40年,中国从世界上最不发达之一的国家,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,这是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最重要的成绩。中国所取得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、社会、生态等方面,这种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和每一个角落,无论是在祖国的沿海城市、中部省份或是西部边疆地区。最重要的是,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提升,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,接下来要去追求高品质生活。凭心而论,这对将近14亿的大国来讲非常不容易。

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,但总体而言,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当前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关坎,下一个40年需要建成经济、政治、文化,包括文明程度的现代化,这是最值得期待的事情。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,目前的中国做的最好的是各种“硬件”设施,但一个国家走向成熟强大决不能只靠“硬件”的强大,更重要的是“软件”的成熟和强大,这包括教育、文化、医疗、国民素质以及整体文明程度等各方面。十九大报告也指出,能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,要实现这个高层次的目标需要我们用下一个40年,才能走向方方面面的现代化。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,在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,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,而且要在制度上能够提供保障。

金融界:请问您对未来金融领域的改革有哪些期待?又有哪些建议和对策?

张燕生:首先,我们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,要让市场在在金融领域起决定作用,要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化结构。从一般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来看,民企占60%,国企占30%,外企占10%;但从金融机构的市场结构来看,国企占90.7%,民企占7.8%,外企占1.5%;这表明我国的市场结构不是充分竞争市场结构,因此金融始终难以摆脱脱虚向实。然而,面对中国人民极度良好的节约性和储蓄率,金融机构却没有办法把高储蓄率转化成高效率投资。

其次,缺乏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。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市值中,金融板块、房地产板块所占的比重高于美国泡沫破灭的时期,因此我们的金融仍然在“绑架”实体经济。此外,银行在经济下行时为了“明哲保身”选择抽贷,让实体经济雪上加霜,这要求我们要打造更多更好的直接融资体系。

最后,要真正推动金融开放的战略。我们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,利用好香港这块“风水宝地”,学习好利用好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经验和制度,无论是股灾或是汇改方面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,这绝不是一句空话。中国金融的发展之路已到十字路口,未来发展须警惕避免空心化和泡沫化,真正实现回归实体,在管控好风险的基础上为经济转型服务。

【谈结构性调整】

"短期稳定至关重要,目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折时期,广东在调结构并转向高质量发展上充当“领头羊”。从本质上来看,结构转换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在高生产率部门,这个转换使经济效率产生明显提升。"

金融界: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重要转折期,我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平稳运行态势,成绩得来不易。您对此有何评价?短期稳定是否至关重要?

张燕生:成绩的确来之不易,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。第一方面,短期稳定才能实现稳中有进、稳中向好、稳中有变,短期稳定是做任何事情的前提和基础。短期稳定之后,中期才能实现结构性调整,目前需要调整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侧,但未来也不排除在需求侧。不过,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,都是结构性的调整,这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结构的调整。除此之外,结构性调整还包括激励机制,它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结构、产业结构、技术结构,方方面面的结构都会发生变化。再从长期来看,我们要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,实现经济体系、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现代化。无论是短期、中期或是长期,都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推动,从而实现稳中求进,稳中向好,稳中有变。因此,短期的稳定,对中期的结构改革和长期的模式转换,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基础。

第二方面,当前很多地方对经济形势会说稳中有忧、稳中有压。目前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折时期,需要不断解决过去存在的一些基础上的问题,做到稳中有变。所谓的稳中有变,实际上要看“变”的三个指标,分别是动能转换指标、产出指标、全要素生产率指标。首先,对动能转换而言,需要从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,体现在研发强度、全社会研究与实验经费占GDP比例上;其次,对产出指标而言,需要看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;最后,对全要素生产率而言,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至关重要。

从当前中国整体的研发强度而言,研发强度占GDP总量2.3%,高于欧盟15国的2.08%,但略低于经合组织国家(OECD)平均的2.4%,因此动能转换目前已经到了临界点。从不同地区和省市来看,首先,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和山东这七个东部发达省市去年的研发强度都高于2.4%,这说明这七个省市已经走向创新驱动阶段了;其次,从中部地区来看,湖北、四川、重庆、安徽、陕西等14个省市,其研发强度明显低于东部沿海,仍依靠投资驱动;最后,对西部地区以及东三省,其研发强度目前低于1%,增长动能依靠资源驱动,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。

金融界: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,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要加快?您对此有哪些看法和建议?

张燕生:从结构上讲,对全国东、中、西三大地区而言,所面临的结构改革进度都不相同。首先,对于东部七个省市而言,从过去十年来看,江苏有9年GDP增速是高于广东,山东有8年GDP增速是高于广东,但去年,也就是第10年,江苏的GDP增速低于广东,山东的GDP增速低于广东,这里面反映出了一个大问题。因为,不单是GDP差距被广东拉大,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也被广东拉大,而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被拉大,这说明广东在实现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上已经走在前列,本质上是其调结构的速度更快。过去10年,广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,推动“腾笼换鸟”的发展战略,凸出结构转换的重要性。因此,经过了将近10年的调整,广东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。

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越快,包袱就越少,转型的速度就越快,这种情况既发生在东部,也发生在中部,也还发生在西部。结构转换的差异决定了每一个不同的地方、每一个不同的产业、每一个不同的企业的增长态势和竞争态势,因此结构转换实际上对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广东和浙江在东部地区转换比较快;中部地区,湖北、河南和安徽转换相对比较快;西部成都、重庆、贵阳的转换率比较快。从本质上来看,结构转换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在高生产率部门,这个转换使经济效率产生明显提升,它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方面也会明显增强。

【谈海南自贸区】

"海南自贸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,要在优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形成开放新格局上先行先试。根据中央的指导意见,海南要在2025年达到上海水平,2035年对标香港水平,挑战可想而知。此外,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,是面向太平洋、印度洋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,要站在海南看南海,看东南亚,看太平洋、印度洋,它是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制高点。"

金融界:近期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(海南)自贸试验区,未来将会用高标准高质量来建设,请问您对海南自贸区有怎样的期待?您认为应该如何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?

张燕生:3 0年前海南建省,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快,GDP增长了22倍。新形势下,海南需要在全岛范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,与此同时在其基础上,两年后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。无论是全域的自由贸易实验区,还是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,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探索如何建立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,在优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形成开放新格局上先行先试。从自由贸易港的角度来看,海南如何在开放的环境,组织的环境,营商的环境,市场的环境,法制的环境,能够上一个大台阶值得探索。

从海南的营商环境这个单一指标展开来看,中央的指导意见是2025年要做到国内一流,2035年做到世界一流。目前,上海的营商环境是国内一流水平,2018年全球排名第46位;而香港的营商环境在2018年排名第4位。这表明,海南要在2025年达到上海水平,2035年对标香港水平,挑战可想而知。营商环境效率便利化水平,包括注册公司、获得信贷,获得施工许可证,获得电力许可等所有可量化指标的时长和效率。

海南若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,分别是能力建设、制度建设和跨境网络建设,这三点至关重要。第一,能力建设。这不光包括营商环境要在2025年对标上海、2035年对标香港,而且要在人才和环境上对标上海与香港,能够把全国乃至全球最优秀的人吸引来、服务好、留得住,因此这需要宜居的环境、绿色的环境、智慧的环境、开放的环境、共享的环境,这种环境需要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。

第二,制度建设。要建立与上海、香港同等的投资环境,需要对外资、民资、国资一视同仁,打造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,真正做到“法无禁止皆可为”,让市场起决定作用,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以香港为例,香港有490多个公共管理领域是独立机构,由立法、执法和专业人员来操作,是一套高透明度和有效监管的制度。这490多个机构,要做到像香港机场世界第一的货运效率,香港的地铁、廉政公署、金管局、证监会、贸发局、生产力促进局,就会发现这些涉及到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生态方方面面的治理,香港已经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治理体系。因此,海南如何建立一套像香港这样的现代化治理体系,制度建设必不可少,中央也会给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和优惠。

第三,跨境网络建设。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,是面向太平洋、印度洋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,要站在海南看南海,看东南亚,看太平洋、印度洋,它是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制高点。这样一来,海南如何能够实现高质量的跨境网络建设非常重要,对此中央的意见非常明确。海南不搞加工制造业,这个网络更多不在加工制造方面,而是属于国际旅游,国际丝绸之路互联互通,国际创新、会展、医药健康、热带植物研究,方方面面都体现出高质量发展要求。如此,海南需要一流大学,一流科研院校,一流直接融资平台,一流直控型技术支撑体系,一流创新企业来引领。但是,这些所有的一流,海南都是没有的。因此,海南只有建立起一个开放的跨境网络来把它所需要的人才、科研装备,包括高端的旅游休闲、生物医药医疗,需要以全球的人才、创新企业、研发云集海南,这样才能形成在高质量发展方面,打造成为一个能够辐射影响周边地区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。

【谈“一带一路”】

"中方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却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再平衡,将全球过剩的产能、流动性、福利通过合作的方式,带入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建设里去。"

金融界: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,作为资深专家您如何看待当前“逆全球化”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渐抬头?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力推行“美国优先”政策,并挑起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,这会对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?

张燕生:从IMF的4月的经济报告显示,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3.7%,2018和2019年全球增长率是3.9%,2016年全球增长率是3.2%。从1990-2007年,全球GDP增速实际上是平均3.74%,把三个数据放进去,发现2016年全球GDP增速3.2%是低于长期均衡水平的;2017年增速3.7%,是接近于世界均衡水平的。按照4月份的预测,2018、2019年经济增长会高于它的长期水平,三组数据会看到全球经济从2017年开始明显起稳向好,但是IMF的10月份最新数据把2018年增长预期从3.9%下降到3.7%,并且把美国2019年增长率从2.7%下降到2.5%,把中国从6.4%下降到6.2%。可以看到,IMF下调世界经济、美国经济、中国经济的增长率;与此同时,WTO下调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;联合国贸易组织也下调全球资本流动增长率。这表明贸易保护主义、“逆全球化”、单边主义,这些对未来的全球经济贸易产生了不确定影响,降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。

特朗普上台以来推行“美国优先”的政策,强调美国第一、美国伟大,但事实上苏联解体以来,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和伟大。美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,难以从根源上扭转,首先是美元的特权需要有逆差才能给全球提供清偿能力;其次是美国政策的外溢性,包括美元加息和减税投资,都会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。因为美国的加息和减税,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引起资本注入美国,引起美元升值,进而引起美国贸易逆差扩大。

金融界:今年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五周年,与利用低成本人口红利的全球化不同,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本质是推动全球经济互动均衡发展,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,而不是西方所谓的“地缘政治工具”,您对此作何评价?

张燕生: “一带一路”与国际产能合作,都在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。什么是世界再平衡,当前全球产能过剩、全球流动性过剩、全球福利过剩,但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却面临短缺。因此,“一带一路”和国际产能合作,实际上是把全球产能、全球的流动性、全球的经济福利通过合作的方式,带入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建设里面去。与此同时,“一带一路”的建设是大家共同的事,中国一直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去推动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此外,“一带一路”基础设施有巨大缺口,对城市建设有巨大缺口,对贸易发展、产业发展、金融合作和民生改善上都有着巨大需求,对世界而言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遇。也有人说,“一带一路”风险高,包括政治风险、经济风险、市场风险,它的高风险根源就是不发达,因此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降低各项风险。“一带一路”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,是经济外交的主动作为,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规划,也是改善我们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,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合作,共同努力的事。

更多 往期回顾